作者：卞和

冠病疫情全球蔓延，在欧洲发展的新加坡音乐家，因为各地音乐厅关闭，音乐会被迫取消，事业近乎陷入停摆。见证欧洲疫情引发的恐慌，受访音乐家庆幸终于可以回到新加坡。

3月14日德新禁飞的前一晚，新加坡音乐家黄佳俊从德国纽伦堡机场飞回新加坡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欧洲各大音乐厅里，已经听不见悠扬乐音。当人们为了封城锁国而迅速地往家中退守时，那些以音乐演出为生的音乐家们则面临着围困、禁演、失业、流浪的境遇。

纽约大都会歌剧院（Metropolitan Opera House）、卡内基音乐厅（Carnegie Hall），伦敦的皇家歌剧院（Royal Opera House）、考文特花园（Covent Garden）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（Vienna State Opera），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（La Scala）……关门的艺术场所清单可以一直开下去，随之而来的失业潮则令许多羁旅他乡的音乐家身处彷徨与不安之中。

新加坡青年指挥家黄佳俊赶在3月14日德新禁飞前一晚，从德国纽伦堡飞回新加坡。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，当他的双脚踩在樟宜机场，他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彷徨日子。回到家的感觉，让他不禁落泪。

黄佳俊：因疫情与家人团聚

身为纽伦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，黄佳俊在这段日子里直击了欧洲疫情的现场。他回忆说，他几乎不敢出现在欧洲的大街上。在罗马尼亚，他发现只要自己戴上口罩，周围就会有人喊他“Corona”；在法国图卢兹（Toulouse）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打乱，开始出现扫购商品的人潮。当他到了伦敦，他完完全全把自己封闭在酒店里，一日三餐只能靠客房服务。

指挥和独奏家一样，需要为演出不断在各国之间奔走。但随着疫情迅速升级，他在日本、德国、美国的演出日程全被打乱。

首先取消的是黄佳俊在日本的演出，他因此提前从日本飞回纽伦堡，准备与纽伦堡交响乐团彩排本月11日在当地的音乐会。但事态变化太快，一开始德国禁止1000人的演出，后来变成500人，再后来演出取消。

图为黄佳俊与法国图卢兹国家管弦乐团总经理Thierry d' Argoubet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黄佳俊是在参加排练的第一个早上，接到演出取消的消息。他在接下来两个月将陷入空窗期，薪水收入为零，纽伦堡交响乐团暂定停演至4月底。许多音乐家也像他一样，在欧洲各地等待着音乐厅重开大门。

这段空档何不在德国待下去？黄佳俊说，如果一旦生病，有谁可以依靠，可以照顾他？“在德国，我不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。但是在生活中，我有一个邻居，我们认识已有两年，他们知道我是他们城市的交响乐团指挥，一直相处得不错。可是这段疫情期间，他们的孩子一见到我，就喊我‘Corona’，而他的父母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。这要让我如何去想呢？”

过去三年，黄佳俊的艺术事业刚刚起步，他一直向往的舞台就在欧洲。可是疫情期间，他看到欧洲人对亚洲面孔的侧目以对，以及社会上种种的冷漠，这都让人心寒。“我之前的音乐会大部分在欧美，其余在日本和新加坡。现在我觉得需要一个更健康的比例，我想花更多时间在亚洲，回到新加坡发展。”

疫情无可抱怨或逃避，回到新加坡的黄佳俊说，这是他给自己放得最长的假期。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曾说有长达七年的时间，他回家的日子加起来只有22天。如今因为疫情，他终于能与家人团聚。他说，接下来他在土耳其、北京还有演出，虽然变数依旧存在，但这也是他向前看的动力。

黄佳俊最关心的是古典音乐界如何从疫情中恢复过来，他也希望尽自己一分力，在新加坡组建网上乐团。“现在世界各地音乐家都失去联系，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建立桥梁，继续传递音乐。”

丁湘庭：面对孤独与仓皇

两个星期前，从新加坡前往瑞士赴演的女高音丁湘庭，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与人接触的机会。

入境瑞士，丁湘庭必须先居家隔离两周。就在这期间，瑞士在上星期四（12日）宣布边境封锁，隔天宣布学校停学，到了这星期一（16日），瑞士全国上下所有活动一律被取消。

瑞士与意大利相邻，从十多起病例，迅速攀升至2200多起病例，丁湘庭切身地感受到疫情肆虐的恐怖。“对我来说，演出取消，没有薪水还是其次。我最关心是否会染病，有些传闻说染病后即便完全康复，肺部还是有可能留下长期的损伤。我是一名歌唱家，这听起来非常可怕。”

新加坡女高音丁湘庭坚持，即使没有演出，也不能放下歌唱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丁湘庭说，她本想在瑞士再等一等，但是没有薪水也影响她缴付房租，两周还好，如果继续拉长就实在太久了。

许多受影响的音乐家加入一个面簿群组，丁湘庭说这是大家互相传递信息的渠道，有些人也会推荐一些网上教授音乐课的渠道。“我们很多人在教授的音乐课都无法进行了，而这也是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。”

丁湘庭说，孤独是如此难熬，隔离的第一周，她还能从普契尼的音乐里获得安慰，但是后来铺天盖地的新闻，演出取消的消息，以及整个艺术圈子的恐慌，让她感觉世界颠倒了一样。

虽然无法演出，但丁湘庭说她的歌唱不能停，就像运动一样，稍有懈怠，水平就会下降。前日（19日），她终于回抵新加坡，现在在家中再次隔离14天。

谢承安：在毫无保障中等待

新加坡青年指挥家谢承安收获了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他被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彼尔姆歌剧芭蕾剧院任命为新乐季的副指挥，但是由于疫情，他的任期从今年4月，推迟到10月开始。

多年来在俄罗斯发展的谢承安说，他和其他指挥、器乐乐手因为疫情失去不少演出机会，他自己的演出也被取消或延期不下十多场。目前他人在日本。

青年指挥家谢承安担心，音乐家在欧洲的事业是否还有所保障？（受访者提供）

就像大多数欧洲的自由音乐人一样，谢承安的生活保障依赖于持续不断的演出，手停口停。即便演出可以举行，由于各国之间的出行限制，谢承安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如愿参演。许多花了大量时间准备的演出，因此付之东流。

谢承安说，疫情来到欧洲之前，他也曾遇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例如一些演出在毫无赔偿和理由的情况下被取消，他在一所俄罗斯音乐学院里担任助理教授时，也曾被粗暴地对待。不过现在欧洲自顾不暇，这类事情反而有所减少。“我只相信数字，相信事实。我很担心疫情到底会对古典乐界带来多大损失？影响有多深远？又有多少音乐家可能就此放弃事业？没有保障的未来，这是我的担忧。”

在德国，我不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……可是这段疫情期间，邻居的孩子一见到我，就喊我“Corona”，而他的父母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。

——黄佳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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